产学融合是立足产业发展,对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和实现途径所给出的高度概括,是高等工程教育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之一。
“产”与“学”包含多重意义,“产”是产业技术应用、产业技术创新、产业技术管理以及产业文化等,而 “学”则是学术研究、学术精神、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等。从人才供需关系看,产学深度融合是以产学深度合作为依托,全方位融合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发展需求侧结构要素,将企业的需求与愿景、技术与产品、人力与资金、环境与平台等多元要素融入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发展需求侧在结构、质量与水平上的高度契合,提高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企业技术进步以及学习者创造价值的能力。从大学的功能角度看,它是把大学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三大功能进行有机整合的一种具体方式与实践,强调和注重培养既具备产业文化又具有学术精神、既得到学术研究培训又了解产业技术应用、在学习科技文化知识的同时又熟悉产业技术管理、以及具备把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产业技术创新成果能力的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产学深度融合虽然与产学研或产学研用联盟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与前者以创新创业工科人才培养为中心的理念相比,后者往往更关注将大学技术有效转化为经济社会效益的制度与策略。
一、产学深度融合新工科人才培养的理论导入
目前,针对基于产学融合这种模式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理论解释仍然鲜见。有关大学与产业关系的文献,主要把大学视作地方、区域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参与者与推动者,然后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三螺旋理论、社会网络理论与嵌入性关系理论、知识资本主义理论、联盟能力理论等理论,解释大学技术转移、产学研联盟以及大学衍生企业等问题上。总体上,目前这类研究虽然有助于国家创新政策的制定,但过于注重宏观层面的物质收益问题而忽视了微观层面的人及其培养问题。例如,J.Peter和G.R.Salancik提出,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最重要的是关心生存,为了生存组织需要资源,而组织自己通常不能生产这些资源;组织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环境中的因素互动;许长青指出,三螺旋多从国家或区域视角分析创新和创新系统,讨论的是宏观层面的问题。毕竟,知识是以人为载体,基于知识的创新创业最终是要通过人来实现。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说:“多种不同的分析的专业便是一些可供选择的认识方法,是使分析家更有知识同时又更加无知的视力通道。”本文通过导入交易成本理论、角色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拟借助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探索高等工程教育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理论、方法与路径。
1.交易成本理论。
作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交易成本理论主要被应用于组织与制度研究。威廉姆森指出,某种产品或服务从一种技术边界向另一种技术边界转移过程中发生的“摩擦”,就是交易成本。而张五常则认为,交易成本是在一个人的社会中不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成本。由此可见,交易成本发生在两个人及以上的“关系” 之中,并且,这些“关系”的建立是要实现某种目的。对此,张五常曾直言,交易成本实际上就是制度成本。
在交易成本理论看来,假如人是无限理性的,因为无限理性能够使人不用花费任何成本就能够获知所需的信息和实现预期的目标,所以,任何组织或制度设计都会是多余的;但事实上,正由于人受到有限理性的约束,组织和制度设计就有了必要性,组织和制度设计的目的是要最大程度地减少交易成本。从空间维度看,高校与外界存在物理壁垒,高校内部的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交流受到一定限制,知识转化受到物理边界的约束,创新创业的最大困难,在于各种创新创业信息的获取。假如人是无限理性的,就可以轻易地知道需要将什么样的知识或技术有组织地转化为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并知道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产品成功销售出去。然而,在有限理性的约束下,信息不对称情形存在,造成这类信息的获取并非免费的,而是有成本的,此时,就需要设计出某种制度或组织来帮助人们直接获取这种信息或至少形成获取这种信息的能力——这是在高等院校中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原因。
2.角色理论。
角色也称社会角色,是指由人们所处的特定社会地位、身份所决定的一整套规范系列和行为模式,是人们对具有特定地位的人的行为的一种期望。每个角色都代表着一套有关行为的社会准则,这些社会准则规定了个人在充当某一特定角色时所应有的行为和活动方式。角色理论是关于人的态度与行为怎样为其在社会中的角色地位及社会角色期望所影响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主要被应用于根据人们所处的地位或身份去解释人的行为。
角色冲突是角色理论所关注的一种重要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往往需要同时扮演多个角色,而社会对于不同的角色则有着不同的期望和要求,当某些期望和要求存在矛盾,导致个人不能同时满足这些矛盾的角色扮演时,就会产生角色冲突、乃至角色失调。对于大学教师来说,自德国洪堡倡导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大学理念以来,教学和研究一直是教师群体的职业基础和本分。这种身份限定了其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不仅在限定的大学情境中,也包括其他社会场域。高等工程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往往要求大学教师既是科学家又是企业家,这两种角色显然是相互矛盾的。科学家扮演发明者、预测者、阐释者、综合者、批判者、评价者、传播者、教育者、组织者、管理者、实践者等等角色;而企业家则扮演协调者(萨伊)、中间商(柯兹纳)、创新者(熊彼特)、判断性决策者(卡森)、不确定性承担者(奈特)、企业组织扩展者(彭罗斯)、克服X低效率(莱宾斯坦)、制度变迁代理人(诺斯)等角色。科学家角色的社会期望,往往被描述为谨慎、追求真理、为科学而科学、具有奉献精神,等等;而企业家的社会期望,则更多被描述为拒绝平庸、敢于冒险、风险接受、勇于革新、不断突破、追求利润、算计、不确定性容忍,等等。因此,从角色理论来看,如果不能解决科学家和企业家这两种角色期望的冲突,那么,大学教师将难以很好地完成高等工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任务。
3.社会结构理论。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在铭刻于人类身体和思想中的习惯和技能中发现的,这些习惯和技能就使人们生产、再生产和改变制度结构和关系结构成为可能。涂尔干指出,社会结构源自于人们对某种特定的概念、逻辑思维、范畴或框架之类的“共同知识”的信仰,强调即使是有机的社会,共同信仰也是不可缺少的。阿切尔也认为,“没有结构,就没有行动”,行动必然是在它们出现的社会背景中组织起来的。吉登斯强调,社会结构具有客观制约性和主观能动性,“社会系统中的结构仅仅是一种人们头脑中的记忆痕迹”,这种结构观念引导着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的行为。社会结构通过制度关系及规则限制来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行动,同时,人们在自己的社会行动中将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并以此来影响、规范和调整自身的行为规则以及社会制度,进而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学生存在着创新精神不够和创业意愿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创新创业的社会结构未能内化成为大学生的行动结构,属于社会结构的客观制约性问题。普遍而言,大学生毕业之后,要么“学而优则仕”,要么进入事业单位或企业单位等,寻求一份稳定工作仍然是我国大学生进行学位教育的主要目标——这与我国的文化传统因素有关,属于社会结构的主观能动性问题。根据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各种要素之间的联系、制度或规则,这些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因此,如果要在高等教育体系下将大学生培养成为创新创业人才,必然是要通过重构社会结构的方式,将创新创业内化成为大学生的行动结构,改变大学生在原有文化传统下形成的“信仰”,实现“结构观念引导着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的行为”。
二、产学深度融合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
产学深度融合将产业发展需求侧结构要素纳入到了人才培养供给侧的创新闭环,实现双边到多边、独立到交叉、协作到生态、单向到闭环、专业到专创、刚性到柔性、实验到实践的产学无缝衔接目标,提高高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行业企业技术进步服务以及为学习者创造价值的能力。当前,通过采用产学深度融合模式来进行高等工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已成为了我国地方工科高校的重要实践。近些年,广东工业大学(下文简称“广东工大”)确立“到2030年,建成以工为主、与产业深度融合、极具创造活力的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目标定位,不仅明确提出了要构建产学深度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更通过这个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为广东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具有较强创新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1.着手组织与制度设计的变革。
广东工大通过建立“教师—学生—产业”之间多种链条模式、组织模式与培养模式等方式,推动产学深度融合,降低了学生形成创新创业能力的信息和资源获取成本。
首先,变革组织模式,成立跨界学院。跨界学院的建设定位是成为学校创意、创新、创业方法教育的教学中心,创新性的跨界应用型人才培养试验区,学生创新成果转化的前孵化器。学院的目标是融合创意、创新、创业到专业教育中,培养“重基础、强能力、宽视野、多样性和有担当”的新时期跨界应用型人才。学院设立院务会,由总院长、联合院长、副院长和首席教授组成。总院长由校领导担任,联合院长由教务处处长、学生处处长、校团委书记担任;副院长负责创新课程、项目训练(实践、竞赛)组织和校内资源(实践教学部、创客空间、网络中心)联系,以及前孵化(创业)组织和校外资源(协同平台、教学实践基地)联系;首席教授负责教学指导、学术指导、创业引导、多专业融合指导,以及责任教师和讲习教师遴选、培训和管理等。
其次,采用多种模式实现产学结合的育人模式变革。广东工大根据“始终牢牢坚持适应产业需求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这一办学历史传承,紧密结合广东省创新驱动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战略,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瞄准创新产业发展方向,按照“产教融合、课程衔接”的思路,实施多专业融合及多方协同育人的产学结合培养改革试点。培养方案、培养标准、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考核评价、平台建设、项目设计和师资等均由学校与产业单位多个主体共同谋划、共同确定。采用多个专业学生融合组建新型“产业班”,单独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激发班级活力和创造性。采用分段培养模式,增加实践教学比重,推行形式灵活多样的生产现场教学和专题教学。共建一批典型工作任务导向、模块化课程,推行面向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的任务式培养模式。
再次,在孵化平台方面,广东工大整合了广州国家IC基地、东莞华南工业设计创新院、佛山数控装备研究院、香港霍英东研究院等校内外协同创新平台作为孵化平台,为学生创业孵化项目提供场地、风投资金以及各项创业服务,将项目推向市场,大力促进学生成长需求与企业用人需求双向柔性对接,在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撑。
2.建立实现教师不同角色激励相容的平台和机制。
广东工大在采用产学融合模式培养满足创新产业发展所需的复合型人才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通过更新理念和创新机制为教职工提供制度支持,保证教职员工能够自由地在学术科研和创新创业之间进行角色转换。
一方面,充分挖掘、有效组织社会、企业、政府、市场等优质创新实践资源,构建协同创新平台,为实现教师不同角色的激励相容创造了有利条件。2012年以来,广东工大建立了佛山广工研究院、广州国家IC基地、东莞华南设计创新院等一批协同创新与协同育人并重的平台,平台建设向上延伸到集聚国际高端学术资源与高层次人才;向下延伸到瞄准广东产业转型的重大需求,联合企业攻关;向内延伸到整合多学科创新资源,多专业创新人才培养,并注重将社会责任、企业文化要素融入产学全程育人过程中。形成“高水平平台集聚高层次队伍、队伍的高层次提升平台的水平、二者促进产学深度融合教学组织的丰富与创新”的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借助协同创新平台,通过建立“四靠”理念和机制的方式,使得大学教师能够在不同的情景获取不同的价值,实现了不同角色的激励相容。对于大学教师的角色冲突,广东工大提出 “靠市场、靠机制、靠团队、靠服务”的理念和机制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广东工大认为,单纯的待遇留人不是地方高校所能承载的,需要靠市场的需求引力,靠“创新在高校、创业在市场”的机制,让引进人才既能在学校实现其科学家角色的学术价值,又可以在企业实现其企业家角色的市场价值;靠团队协同的力量提升事业留人的凝聚力;靠制度化的服务加深感情留人的氛围。通过“四靠” 理念,创新引人机制,广东工大从海内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和高科技公司引进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他们国际视野宽广、学术造诣深厚,通晓产业前沿动态,为培养满足创新产业发展所需的复合型人才提供了高水平的师资力量。
3.重构基于创新创业文化的社会结构。
广东工大通过设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创新创业资助体系、开展各种创新创业项目研究和竞赛、完善以能力为导向的创新创业学习成果评价机制等方式,大力激发了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建设了校园创新创业文化,从创新创业精神上重构了学生的社会结构,形塑了学生的创新创业行动,进而支撑了产学深度融合。
一是基于产出导向教育理念进行反向设计,合理确定课程结构,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面向全体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与研究方法、学科前沿等方面的必修课和选修课,构建了“两维六类” 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两维”指的是显性课程维和隐性课程维,“六类”指的是显性课程维中的思维引导类、专业创新类和实践培训类,以及隐性课程维中的竞赛项目类、科技活动类和人文环境类。二是构建了“国家—省—学校—学院—企业 —校友”多渠道的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资助体系,资助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科技创新项目研究和学科技能竞赛,鼓励学生申请创新专利、发表论文;与产业紧密结合,指导学生参与各行业专业创新创业设计大赛,以赛促创,形成了浓厚的创新氛围。同时,每年投入超过1000万元,吸引社会投资机构在校设立基金超过1亿元,用于支持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通过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使学生在创新创业训练过程中,体验创新方法和创新乐趣。
三是注重引导更多学生参与学术科技类社团的活动,通过组织学生课外学术科技节、实施“一学院一品牌”工程、举办校企联合创新竞赛等途径,动员和激发广大学生广泛关注及踊跃参与,让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创新实践、创业意识、创业训练等融入大学校园文化生活,营造浓厚的校园创新创业文化氛围。
四是建立了以能力为导向的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成果评价机制,将学生创新实践活动中的表现与成果列入学生综合测评的重要指标,制定学生科技创新成果与课程学分互换的机制。促进了学生主动学习、主动实践,形成了良好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氛围。
三、产学深度融合新工科人才培养的路径选择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角色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的逻辑分析框架,结合对广东工大实践探索的案例研究,我们可对产学深度融合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实现路径进行分析。
1.设法降低学生形成创新能力的信息和资源获取成本。
创新往往源自实际需求,而高等工程教育创新创业人才更强调为复杂社会现实问题寻找具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交易成本理论表明,高等工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制度或组织设计,是要最大程度地减少实现培养目标的交易成本,既有助于获取创新创业所需信息,又能够帮助大学生形成获取这种信息的能力,这必然会伴随深刻的制度或组织变革。而在传统的“教师学生”二元创新创业教育模式中,局限于校园内部,缺乏获取和引用外部资源的意识与能力,导致大多数学生毕业之后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获取社会需求信息和问题解决方案等,通过再学习与培训来形成创新创业能力,增加了学生、学校与企业的交易费用。推动产学深度融合,需要建立“教师—学生— 产业”之间多种链条模式、组织模式与培养模式等,降低学生形成创新能力的信息和资源获取成本,为整个社会节省交易费用。
2.实现教师的科学家与企业家角色的激励相容。
传统的学术活动与创新创业活动冲突的症结是大学教师的科学家和企业家角色冲突。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社会期望、行动规则与激励机制,例如,科学家角色注重自由探索和发现真理,企业家角色则更强调创造经济收益。角色理论表明,大学教师在高等教育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中,需要解决其中的科学家与企业家角色矛盾,而制度或组织变革必须能够实现这两种角色的相容,否则,角色冲突会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非减少。因此,最重要的是大学的管理模式要确保大学教师这两种角色的激励相容,同时通过将角色相容融入到大学制度的核心部分,推动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简单讲,产学深度融合需要通过制度或组织变革,解决大学教师的科学家与企业家角色冲突问题,使得教师能够在不同的情境获取不同的价值,从而实现不同角色的激励相容。
3.塑造创新创业的社会结构。
高校创新创业的社会结构存在有形实体层面的物理组织边界(如校园、学校规章制度)、符号与价值观层面的心理边界(如追求真理、崇尚知识)、社会行为准则和行事方式层面的社会边界(如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这些边界代表着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利益。我国很早就已经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但我国大学生仍然普遍存在着创新精神不够和创业意愿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创新创业文化建设不够,未能使得创新创业成为大学生的内在行动框架。社会结构是铭刻在人类身体和思想中的习惯和技能,这些习惯和技能就使人们生产、再生产某种行动。结构既是行动的结果,又是行动的条件,行动与结构是植根于人类实践活动之中相互渗透的两个层面,并且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实现了统一。而没有结构,就没有行动。社会结构理论表明,高等教育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是一个社会结构重构的过程,制度或组织变革必须能够推动这个过程的实现,否则,由于创新创业未能内化为大学生的行动结构,制度或组织变革就因流于形式而缺乏实质意义。因此,实现产学深度融合需要大力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从精神上重构学生的社会结构,形塑学生的创新创业行动,进而支撑产学深度融合。
4.建立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
满足创新产业发展所需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在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以高校为推动主体的教育活动,在塑造创新创业人才这一核心目标的过程中,受到高校内部与所处区域环境的各个领域、各类组织的强烈影响。通过产学深度融合,将产业需求与愿景融入培养目标,将主流技术、工程规范融入培养方案,将技术与产品、方法与规范融入培养过程,将环境与平台融入培养条件与资源建设,促进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上游各环节的持续改进,优化培养体系下一个运行周期的产出成效。归根到底,产学深度融合是建立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实际应用。通过产学深度融合,推动学校的组织变革,打通创新创业教育与学科、产业、平台间的壁垒,跨越各主体相互之间的“组织边界”,强调创新创业教育的系统性和开放性,实现科研、教学和产业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在培养目标确定、培养方案设计、培养过程实施、培养质量评价等关键环节中融入产业信息和资源要素,构建一个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优化产学深度融合的可持续性。
四、结语
产学深度融合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通过组织与制度设计、大学教师的科学家与企业家角色的激励相容以及基于创新创业文化建设重构社会结构等方式,以达到培养满足创新产业发展所需的复合型人才的目标。广东工大的产学深度融合实践是多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综合运用,并通过树立产学深度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强化有利于产学深度融合的顶层设计、推动有利于产学深度融合的教育组织模式变革、激活与集聚有利于产学深度融合的教育资源、以及创造有利于产学深度融合的组织文化等方式,最终实现创新产业发展所需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
产学深度融合模式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需要继续去发掘和探索。同时,基于这种模式培养满足创新产业发展所需的复合型人才的方法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但归根结底,持续的、有计划的以及目标明确的组织变革,形成基于信任和承诺而达成价值创造的共识,实现大学与产业界各主体之间的“组织边界”的跨越,将是激励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基本前提,更是基于产学深度融合这种模式培养创新产业发展所需的复合型人才的重要路径,因为组织行为文化与信任文化是高校各个组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将创新创业理念与精神传达到团队与个体的渗透力,而经济与社会环境处于急剧的变化中,缺乏配套的组织变革,产学深度融合就容易流于形式,而不能在实践中真正起到作用。
文章来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年第2期,详情请见中国知网。